美国意图重切全球分工版图0余姚

美国意图重切全球分工版图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

掌握最先进、最复杂金融工具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布局一旦完成由偏好于“金融巫术”向深耕产业革命和金融服务双轮驱动的转变，则有可能在修复本国经济失衡的同时，占据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的制高点；并借助超强的防范能力和机制化霸权，顺势巩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精心打造的“金融高边疆”，重新切割全球顶层利益分工与财富版图。

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依然要看首席经济强国——美国的动向。

具有指标意义的《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日前发布后，舆论对中国内地的关注集中于今年较去年的竞争力排名下降了三位，至第29位。尽管这个排名依然大幅领先于其他金砖国家，但从专业角度分析似乎表明中国近些年来一直走强的国家竞争力有趋于放缓之势。

而从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比较来看，笔者尤为关注的是美国的表现。美国竞争力排名尽管已是连续第四年下滑，但考虑到美国修复金融业本身就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近年来又面临中、德等国以及价值洼地国家的竞争挤压，因而出现下降是较为理性的竞争逻辑延伸。

今年以来，欧洲因为主权债务危机有从全球顶尖层面的经济竞争中沦为配角的趋势，日本经济依然在为昔日的非理性繁荣还债；曾经风光无限的“金砖国家”似乎正在褪去光环：巴西经济萎缩力度远超预期，全年经济增速有可能滑落至可怜的1.75%，而在2010年还是傲人的7.5%；印度经济基本面更是被标普降为投资级中的最低评级，有可能成为首个失去投资级主权信用评级的“金砖国家”；俄罗斯经济也好不到哪儿去，所幸有能源产业支撑；至于中国，尽管在前几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一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但今年以来明显呈现增长动力衰减，不确定性增加的态势。

相形之下，尽管美国经济也存在就业不振等诸多问题，但就经济晴雨表的资本市场来看，足以傲视全球主要竞争对手。道琼斯指数走稳于13000点，标准普尔指数日前一度升至4年多来的最高点，强大得有点寂寞的苹果公司，市值刷新了微软在最辉煌时期创下的6163.4美元的纪录，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值钱的公司。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悄然改变经济发展偏好，其显著标志之一便是深耕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而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假如上述三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跨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加速延伸市场边界，美国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能够成为本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产业体系。而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被中国超越之后，美国誓言要在高端制造业保持领先优势。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意图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推动海外制造业回流。今年初，奥巴马发表执政期间第三次国情咨文，确定2012年大选竞选主题，并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四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其实，早在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就出台一系列旨在刺激制造业发展的优惠政策。2010年8月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将暂停或降低供制造业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报告显示，该法案可能使产值增加46亿美元，并创造近9万个就业机会。2010年9月出台《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将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的数项补贴，如免税和减税。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跨国企业累积盈利7000亿美元，但仅支付160亿美元税收，这意味着实际公司税率仅为2.3%，而官方公司税率为35%。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相当大的刺激措施，以吸引企业进驻。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海外投资目的国劳工成本的上涨，以及超长供应链等多种因素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考虑将原先位于海外的生产基地搬回美国本土。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工业行业经理人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经理人打算或考虑将公司生产业务从中国迁回美国。调查样本只包括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而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中更有约48%表示愿意“回巢”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回巢可能为美国带来200万到300万个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显现。英国《金融时报》称，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2002至20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上涨3%和41%。在新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波士顿咨询集团认为，未来五年，最有可能回流美国的制造业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行业。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70%，美国消费者对这些商品年均消费额为2万亿美元。

可以说，美国产业资本回流已拉开大幕。这对长期受益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转移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显然是空前的挑战。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FDI)自去年11月以来，只有5月同比出现0.05%的短暂同比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7月FDI同比回落8.7%。

至于极为敏感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尽管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洗牌。但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生态下，其他国家要想撼动美国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依然十分困难。不仅如此，由于短期内美元危机的爆发缺少时间和制度性底蕴，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轻易抛弃美元。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庞大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体系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美联储作为全球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得以巩固。而全球贸易对美元的需求又使得各国依托于美国的金融系统和美元进行经济活动。

笔者认为，掌握最先进、最复杂金融工具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布局一旦完成由偏好于“金融巫术”向深耕产业革命和金融服务双轮驱动的转变，则有可能在修复本国经济失衡的同时，占据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的制高点；并借助超强的防范能力和机制化霸权，顺势巩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精心打造的“金融高边疆”，重新切割全球顶层利益分工与财富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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